南以极低价格贱卖,这是是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元载点头,江南是丝绸产地,在没有禁止海贸的时候,各个港口为了争夺番商停靠,往往打起价格战,卖的价格很低。
“我的办法是,对所有港口出售的丝绸按照品质分级,每一个级别的丝绸都设立最低价格,如果卖给番商的丝绸价格低于最低价格,那就要处罚卖家。”
元载点头,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王亚东说道:“其实百姓的丝绸卖的便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百姓并不知道丝绸在海外的价值,所以才会被番商蒙蔽低价收购。”
“若是百姓知道海外丝绸的价值,又怎么会用低价出售丝绸呢?”
元载这时候已经忍不住拍手叫好了,其实王亚东还有一层意思,如果由大唐官方或者民间组织船队出海,那就算是收购的丝绸价格低,但是运送到海外后依然是大唐赚了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丝绸贸易的大头都被外国番商赚了去。
“除了鼓励出口,鼓励大唐百姓参与到海贸之中外,对于进口也要限制。”
元载问道:“这要如何限制?”
“进口的香料、宝石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大唐百姓必须之物,对这些东西,自然要对买卖双方征收重税。”
“征收重税,其一是那番商的利润就低了,这也是将大唐财富留在国内的手段。其二就是让这些进口奢侈品的价格更高,那么购买这些商品的人自然也减少了。”
元载这下子忍不住对高适说道:“恭贺使君,有此等大才为使君操持市舶司,江南钱法必定大治!”
听到元载这么说,高适也连忙走下堂来,他扶着王亚东说道:
“王郎大才,可愿意为我操持江南市舶司?”
“敢不从尔!”听到王亚东一口答应下来,高适心情大悦,又命令下人设宴,要款待元载和王亚东。
宴席之上,元载又和王亚东讨论了了国家财政调控的问题,随着王亚东将自己自学的凯恩斯主义那一套和盘托出,元载是又惊又喜。
惊讶的是在王亚东的这套理论中,国家财政在政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王亚东提出“经济是第一要务,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分配问题”的爆论,而这些论点经过他的阐释,竟然听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其实从历史发展以来,财政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
如今财臣都可以入政事堂为相,甚至每一届的宰相班子中,都要有精通财政的宰相。
户部的地位也从六部中的后流,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管理百官的吏部之后。
但是听王亚东的意思,朝廷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户部应该凌驾在诸部之上。
乍一听确实有些爆论,可是经过王亚东的一番解释,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朝廷的运转,百官俸禄,士兵军饷赏赐,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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