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定,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它一些国家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如果离开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国情,离开苏联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谈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把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弄清楚。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时,一开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1并要求“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应用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1925年12月,在苏联**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必须把国家变为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的迫切任务。他强调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方针。
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确立,是由它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所决定的,是由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战略任务所决定的。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列宁曾一再强调在苏维埃俄国,有可能而且应当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
关于斯大林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对苏联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为社会主义苏联创建一个**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工业、农业的全面技术改造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迅速发展国防工业,加强国防实力,才能建立一个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还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引下,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是斯大林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由于他过于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成为以后苏联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痼疾。同时由于对的过量投入,也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另外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提高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煊赫显然是教条化与神圣化了,失去了它的科学性。
而且,苏联过度的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农产品价格上对农民进行压制,农产品价格低导致农民收入少,难以购买工业产品、生活用品等,农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但苏联当局并不管这些,仍采取“剥削”农业和农民以积累资金的做法,把收来的资金用于工业发展,使工业产量快速增加。
这也就导致了到苏联后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外强内干的状态,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导致的苏联国家内部陷入的权利漩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得到苏联内部人员的认同,这就让苏联这棵大树从根里烂到了心里。
不过,林宇对苏联的现状还是很满意的,要是苏联一直强大下去,他拿什么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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