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也是欣慰不已。
再度出发后,罕虎便于车舆之上,问政于李然。
“而今我郑国之内,新政斐然,子明以为,接下来该当如何?”
李然听得此问,也知罕虎之意,便顺势回道:
“然以为,当此时刻,应放手让子产大夫大干一场,无论是于国于民,子产大夫所为的,皆是为我郑国之长久之计。”
“国政之要害,在于惠利于民。近年来我郑国之所以能够粮秣满仓,无论百姓庶民,皆能富足而喜,此皆为子产大夫的新政之功啊。”
“不过……若只靠这些,却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郑国乃居于天下之中,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商贾之利更应鼓励。若能藏富于民,则民富而国富,民强而国强。”
李然也对子产新政的成就也同样感到高兴,便当即继续坚持自己“以民为本”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罕虎闻声,不禁奇问道:
“哦?但……若是民富,又该何以管控?”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历任统治者始终都认定一个道理,那就是唯有让百姓们终日碌碌,这样才更容易治理。
虽然在当时,也早已有了所谓的“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比如,早在一百多年前,赫赫有名的随国大夫——季梁,便已提出过“民者,神之主也”的主张。
但是,在当时,绝大多数的执政者,还是始终认为,民不能太富,因为一旦富足,民便能聚众而哗,以乱家国。
细数华夏文明历朝历代,真正富足的,就始终只有士族子弟以及名门望族而已。
即便是后世的“文景之治”以及辉煌无比的“贞观之治”,民众最大程度上解决的也就是吃穿问题,要说富足,那决计是谈不上的。
而李然所提及的“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这种几乎是近似于后世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经济理论,实际上与现下统治者的统治理念背道而驰,也难怪罕虎也觉得奇怪。
“当国勿忧,然此言之意,不外乎明君治世,贤能辅之,宽政于民,惠利于民,民利则国安。”
李然当然也知道现在提出这样的理念实在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他也并未想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治世制度才能承受他这样的理念。
无论分封还是君主,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倘若有明主贤臣,那自是另当别论。
可观历朝历代,终究是明君少有,昏主居多。
“当下我郑国之中,有当国主政,子产大夫行之,上下齐心,又何愁我郑国不兴?”
其实,李然还有一层含义,却是因为自己祭氏家宰的身份而不曾点破。
那就是,郑国作为所有诸侯国当中,最具有商贸特色的邦国,其实,同样也是最适合惠利于民,藏富于民的。
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这一句话若是放在别国,可
请收藏:https://m.mfxsw.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